《健康报》【观察】“77次就医”查出肺癌，这事有意思么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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患者的“执着”—— “一天看两三个专家门诊”
6月6日，“77次就医才查出肺部肿瘤”的浙江省绍兴市的潘先生，终于同意了申请医疗事故鉴定。此前，他的就医经历被各大新闻网站、微信公众号广泛报道。 “其实远远不止77次就医了，绍兴市中心医院把我的病耽误得太厉害了。”48岁的潘先生告诉记者，从今年5月中旬开始，他就开始接受多家媒体的采访，并把自己2015年的就医经历写下打印出来。 “有人说77次检查才查出肺癌，这是不对的，医院根本就没给我做过几次检查。”潘先生很介意有些媒体把他的“看病”说成“检查”，因为他对医院最主要的控诉就是“严重不负责任”、没有做该做的检查，导致延误了疾病的诊断。 通过绍兴市中心医院院内信息系统，该院医务科把潘先生名下的所有就诊记录拉出了一个清单。在2014年3月10日到2015年9月26日之间，该院信息系统共存档近百次潘先生的就诊记录，分别发生在口腔科、神经内科、耳鼻喉科、肾内科等15个科室。不过，在潘先生的《医保手册》上，却只有17次记录。院方对此的解释是，患者并非每次就诊都带《医保手册》，这可能是导致门诊病历缺失的原因。院方也并未否认医生漏写病历的可能，因为潘先生“就诊实在太频繁了，甚至有时会直接要求医生开检查”。 绍兴市中心医院医务科科长胡伟良说，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，潘先生有时甚至会在同一天看好几个科室，比如，2014年7月31日的就诊记录显示，潘先生上午在神经内科的诊断描述为“焦虑状态”；当天晚上，他再次因“心悸”到该院急诊科就诊。这一点也得到了潘先生的证实。 事实上，潘先生的频繁就医行为，并非仅仅出现在近两年。绍兴市中心医院电子化就诊信息记录始于2010年年底，该院检索的记录显示，潘先生在2011年的就诊记录为44条、2012年为35条、2013年为18条。在2011年的就诊记录中，该院对潘先生的诊断多次出现“焦虑症”“强迫症”“焦虑状态”等描述。胡伟良说，潘先生焦虑症的诊断医生，是当时该院精神卫生门诊聘请的一位绍兴市第七人民医院的专家，绍兴七院是当地的精神疾病专科医院。 潘先生告诉记者，“脂肪肝、肾结石、眩晕症，还说我有焦虑症，该院前后给我诊断了十几种病”。去年9月26日，绍兴市中心医院的CT检查报告提示，他左肺下叶占位性病变，首先考虑肺癌可能，建议胸部增强扫描及肺穿刺活检。“当时看到结果我就崩溃大哭，晕倒在医院大厅里。后来我就到中医科诊室找我挂号的那位专家，他看了单子竟然还跟我说没有关系，还不能确诊。我生气地骂他不是人，看了这么多次病都说我没事。”
沟通有困难—— 安慰招来一顿痛骂
潘先生拿着一张拍摄于2015年8月25日的胸片对记者说，“当时的胸片已经发现问题了，我提出想做个CT检查，可是医生却说不用”。这张胸片的检查报告中写到：两肺纹理增粗，左肺下野可见条索状密度增高影，余两肺未见明显实质性病灶；提示左肺下野纤维灶考虑。 回忆起这次接诊，绍兴市中心医院呼吸内科的杨医生有些激动地说，“条索状肺部纤维灶在临床上并不少见，长期抽烟或慢性肺炎都会引起肺的间质性改变，再结合当时患者主诉的症状来判断，并不具备肺癌筛查的明显特征”。 该院中医科60多岁的脾胃专科知名专家徐医生回忆说，潘先生是他比较熟悉的一位患者。开具CT检查单后，见潘先生哭着走进诊室，徐医生一边安慰他仅凭CT还不能最终确诊，一边联系呼吸内科病房安排患者住院，没想到却招来患者一顿痛骂。 一位接诊过潘先生的精神卫生专科医生告诉记者，焦虑症患者容易出现诸多躯体障碍，如眩晕、呼吸不适、血压升高等症状，而且反复就医的行为本身就是焦虑症的一种表现。具体到潘先生，他的焦虑症已经到了“需要服药治疗的程度”，但其治疗依从性一直很差，用药时断时续，“因为担心副反应，取完药他会反复查看说明书；医嘱2片用量，他会明确告诉医生自己就吃半片”。 但是，这些不适在潘先生看来，都是肺癌早期的症状。他推测自己在2014年10月前后就已经“生了不好的病”，但医生都认为他得了焦虑症，从而忽视了他对病情的描述，“好几个科室的医生都反复跟我说不要太焦虑”。 对此，胡伟良则认为，“患者每次就诊都有不同的主诉症状，疾病的处理首先要遵循医疗常规，任何一位医生都不会因为普通的常见症状而直接怀疑患者得了癌症”。
纠纷该如何了结—— 责任认定不能“感情用事”
鉴于对绍兴市中心医院的不信任，CT检查结果出来后，潘先生选择上海市某知名大型三甲医院就诊，并于2015年10月被确诊患有小细胞肺癌。目前，他在该院接第十次化疗。 据浙江省肿瘤医院一位相关专家介绍，小细胞肺癌的特征之一就是肿瘤生长速度快，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可增长一倍，“肺癌诊断与医生的水平、检查的仔细程度、病情发展速度都有关系，是否有耽误病情的情况，不详细了解很难判断”。 一位肿瘤专家告诉记者，小细胞肺癌的诊断分期分为局限期和广泛期，也可以理解为早期和晚期，判断依据则是肿瘤是否局限在一侧胸腔，而非肿瘤体积的大小，“如果发生其他部位的转移，即使肿瘤再小也是广泛期。肺癌的早期诊断本身就是一个棘手难题，因为肿瘤早期并没有明显症状，临床上约70%的患者发现时就已经是晚期了。” 具体到潘先生的诊断，绍兴市中心医院先后两次组织院内病例讨论，院方表示，认定潘先生发现肿瘤时属于小细胞肺癌早期。医院不存在明显漏诊或误诊。但潘先生对此并不认同，随后他分别向柯桥区信访局、卫生计生局进行了投诉。今年5月5日，柯桥区卫生计生局对潘先生的信访事项做出了不予受理的决定，并书面告知潘先生医疗纠纷应通过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，也可申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，或直接向柯桥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。 胡伟良说，医院对于患者的疾病和遭遇十分同情，但医疗责任的认定不能“感情用事”。“如果鉴定结果认为医院存在医疗责任，医院愿意按照认定的责任上限进行赔偿，因为这件事情，不少医生也一直处于精神紧张的状态，我们希望能赶紧了结这桩纠纷”。然而，潘先生却认为，“上海、浙江的专家都是这家医院的顾问，参与鉴定的医生肯定跟这个医院都很熟，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会鉴定出对我有利的结果呢？” 一位参与过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临床专家表示，患者产生这样的疑虑完全可以理解，但不应因此误解和否定医疗鉴定，鉴定有一整套严格的程序和制度，参与鉴定的专家全部随机抽取，如果患者认为某位专家与鉴定过程存在利害关系，患者可要求其回避，而且可以委托律师作为代理人参加鉴定。“不管双方的处理意见存在多大差异，通过合理合法的途径解决医疗纠纷都应该是最终的选择。”
记者手记----面对不寻常更应保持理性 最初看到相关报道时，记者的脑子里出现了一个个问号，随着实地采访的步步深入，疑问逐渐有了答案，记者也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，这是一位特殊的患者，这是一起特殊的医疗纠纷，大家看待和评判此类“不寻常”的事件，更应该多几分客观和理性。 对健康的渴求是人最基本的生存诉求，任何患者都不应因此受到苛责。确诊患有肺癌，对于任何一个个体来说都是十分不幸而痛心的，对于一位有焦虑情绪、如此频繁就医的患者，这种疾病所带来的心理冲击更是可想而知，他认为医院延误了自己疾病的诊断和治疗，进而对医院产生不满，从情理上讲并不难理解。 然而，医学是一门客观的自然科学，疾病的诊治同样有科学的临床规范和依据，医生根据患者的主诉辨证施治本身并无过错。同时，每一个人都应该知道，疾病的发生发展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，人类对于疾病还有很多未知领域需要探索，医学的进步永远在路上，而癌症的早诊早治正是目前医学所面临的一个挑战。 但令人遗憾的是，这个极其特殊的案例在网络上火热传播的过程中，存在一些偏颇甚至失实的说法，这在一定程度上撕裂了本就脆弱的医患关系。在这起特殊的医疗纠纷中，医院是否存在医疗责任、责任大小该如何认定，同样需要专业、科学的鉴定，而不是由患者的诉求、医院的辩驳甚至媒体的报道来决定。面对这种不寻常的医疗事件，媒体和公众更应该客观、全面地获取信息，提高全社会在面对疾病时的科学素养，以求弥合认知差距，构建更和谐的医患关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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